与秋俱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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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书说了国军的将领们被俘前后的狼狈相。这种形象当然不是国军的专利，共军也有，今天就再说说战争初期共军闯关东的故事。 

（山东渡海闯关东的部队晕船现象严重。）“每只船靠岸后，都有些人像卸货一样从船上抬下来。

山东渡海部队陆续在辽南登陆后，先到的新枪新炮新服装的冀东部队，有些不知是不认识山东八路，还是觉得这些人太给自己丢脸了，对‘卖呆’（辽东辽南人称‘看热闹’为‘卖呆’）的老百姓说：这都是八路从关里抓来的国民党俘虏。”

“最倒霉的是见到‘老大哥’后。

都知道到东北和‘老大哥’会师，每个人好像都准备了一肚子话，到时候和‘老大哥’唠个痛快。哪知在老铁山水道碰上苏联军舰，没有翻译，一肚子热乎话倒不出来。拖进港口，没吃没喝，扣了3天——把他们当‘海匪’了。”

“闯关东路上，比较多的疾病是打摆子。

……正是行军的时候，照样走。

配有马匹的干部，马都让给病号了。重病号骑马，轻的把枪枝、弹药、背包、粮袋放到马上，人步行。再选些身强力壮的战士，排成一路纵队，每人中间夹个打摆子的，用绳子捆在腰上联成一串。一手拄着棍子，一手抓着绳子，连拖带拽地往前挪。那情景，就像电影上国民党抓的一串串壮丁。” 

“沈阳军区后勤部原部长石瑛老人，当时是独立旅政治部主任。他说，先到的部队，皮帽大衣大头鞋，应有尽有，都是日本货，还搞到些被服仓库。我们这些‘南蛮子’什么也没捞到，一个个冻得缩头乌龟似的。好歹捱到阜新，黄克诚亲自下令分些白布、棉花，让各团自己做大衣帽子。土八路除了生孩子没有不会的。把白布用锅灰染了，剪成红领巾似的三角形，铺上棉花缝好，两个角往下巴上一系，‘帽子’成了。往队列中一看，都成了五十年代围着围巾的农村妇女。走上几里再看，汗水锅灰搅在一起，都成黑非洲来的了。”

“（山东）一师未出冷口，政委梁必业就宣布：别讲什么军容风纪了，保暖第一，不冻坏就行。

于是，这支参加过平型关战斗的英雄部队，披着被裹着毯子的，包袱皮和褂子包在脑袋上的，路边有块麻袋片什么的，也赶紧捡来缠在脚上。其狼狈状，令今天银幕和荧光屏上的任何一支国民党军队，都相形见绌。从海上来的，被‘老大哥’当成了‘海匪’，被冀东部队向老百姓介绍为‘抓来的国民党俘虏’。从陆上来的，在老百姓眼里，不是‘胡子’又是什么呢？”

“（1945年）9月15日，中央在关于派一百个团的干部到东北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开入东北的部队中’，‘在进入满洲边境时，绝不可被红军及英、美国民党人发现’。换便衣是其中措施之一。

戴墨镜的参谋处长李作鹏（最后职务为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委），身材细长的保卫部长苏静（离休前为总参谋部军务部长），胖乎乎的供给处长何敬之（去世前为武汉军区后勤部长），都扮成商人模样。大家你瞅瞅我，我瞅瞅你，都觉得对方挺可笑，挺别扭。又想到自己可能比对方还可笑，还别扭。

闯关东大军唯一一位外国人罗生特，怎么也没找到一套合身西装。没办法，也像李作鹏等人一样，穿长衫，戴礼帽。……

当年青岛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罗荣桓，化装成一位教授。穿件深色长衫，戴顶礼帽，配上那副实实在在的深度近视镜，更主要的是他原本就具有的学者风度。曾当过红军工兵营长的林月琴，穿上阴丹士林布旗袍，冷眼看去，倒也像个教授夫人。”

（林彪）“从濮阳出发后，一路秋雨绵绵，天气阴冷，道路泥泞，日夜兼程，走得挺苦。

过平汉路还和伪军打一仗，驮在马背篮子里不到两岁的林豆豆，因马夫受重伤，马惊了，被掀到一片花生地里。黑灯瞎火的，好一番周折，才在一副马鞍子下面找到。”

1945年12月17日，黄克诚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

（新四军）3师出发到东北已一月，仅领到满洲伪币二百万元，够伙食十六天用，一切经费均停发，对人民强迫使用五百元、一百元之大边币，造成物价飞涨，商店关门，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其余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有如蝗虫，人民怨声载道。

1945年11月26日，黄克诚在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中说：（著名的7无电报）

部队五十多天行军，极疲劳。因自华中沿途动员均说坐火车、汽车及到东北装备等乐观心里出发，现遇到极为困难之情况，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

“1945年12月8日，重庆《中央日报》2版刊登消息：《沟帮子视察记：人民在严寒中恢复共军之破坏，老翁谈人民将以全力协助国军》。

1946年11月12日，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的《阵中日记》，有这样一段：顽区群众条件极坏，我军通过时，沿村抗击，我们只能完全夜间行军。”

——张正隆《雪白血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