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秋俱老

中国老人去世的消息在过去3天掀起了法国媒体对上世纪80年代一桩“离奇中国间谍案”的集体追忆。在法国媒体描绘的故事中，一名20岁的法国外交官上世纪60年代来到北京，爱上了喜欢男扮女装的京剧旦角时佩普（音译），他在完全相信对方是女人的情况下与之相恋20年，其间为了爱人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法国外交秘密文件。1986年，两人因此被判刑，成为轰动法国的“中国间谍第一案”。数十年来，中国政府从未承认有这样的事发生，但西方媒体一直把它当做真事来说，美国《纽约时报》称之为“国际间谍史上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案例”。2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情报专家对《环球时报》表示，此事听起来真是“比007还007”。另一名中国权威部门专家说，法国媒体描述的故事不仅情节过于荒唐，而且与中国情报工作的根本政策严重抵触。

“中国间谍第一案”异常离奇

1986年5月，一个名叫时佩普的中国男人被巴黎特别重罪法庭判处6年监禁，罪名是“中国间谍”。同他一同被判6年监禁的还有法国外交官伯纳德，他被控从1977年至1979年间向中国提供30多份法国外交文件。由于这是法国侦破的首起中国间谍案，在法国激起极大轰动，而更让法国人街谈巷议的是此案的“离奇”——这两个男人之间有着长达20年匪夷所思的爱情，伯纳德直到被捕才知道时佩普是个男人。今年7月1日，法新社一篇题为“离奇中国间谍主角时佩普在巴黎去世”的报道打开了法国人尘封20多年的回忆。

据法国媒体报道，1938年12月21日，时佩普出生于中国山东一个贵族家庭，6年之后，伯纳德在法国一个不布列尼塔家庭降生，父亲是名普通裁缝。1964年，高中辍学、年仅20岁的伯纳德成了刚刚建立的法国驻华使馆一名会计兼打字员。在那年圣诞节一个节日派对上，他第一次见到了喜欢男扮女装唱花旦的时佩普，这个能说一口流利法语的优雅“女人”令他一见倾心。在此后的20年里，他一直深信时是女人，并深爱着她，虽然这位法国外交官此后被调到驻蒙古使馆工作，但只要一有时间，他就回去与时佩普团聚。两人从1965年开始同居，同年底，时告诉他自己已经怀孕。据伯纳德回忆，两人交往期间极少做爱，而且每一次都是黑灯瞎火，偷偷摸摸。时佩普解释说，这是因为东方女性比较害羞。1973年回到北京时，伯纳德见到了自己7岁大的“儿子”时杜杜（音），伯纳德觉得孩子与自己很像，便信以为真。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日称，时佩普其实是在中国间谍部门安排下与伯纳德周旋的，他们的“儿子”是从新疆抱来的一个蓝眼睛孩子。在他们相爱期间，伯纳德为避免他们的关系被中方禁止，不断向中方提供法国外交文件，他自己说，这么做也是为保护他们“儿子”的前程。1982年，伯纳德回到法国，并且把时佩普母子也带到巴黎定居。一名法国外交官突然带回个中国妻子随即引起法国情报部门的警觉。第二年案情露馅，两人因间谍罪被捕。伯纳德到这时候还不知道自己的爱人是男人，得知真相后，伯纳德在狱中自杀未遂。1987年，时佩普被法国总统密特朗特赦，从此定居巴黎。《纽约时报》称，特赦他是因为密特朗觉得为这么个不重要的案子影响法中关系“非常愚蠢”。不久之后，伯纳德也被释放，但出狱后他再没有与时佩普“母子”一起生活。直到时佩普今年6月30日被发现死在家中。

荒唐情节引来众多质疑

1986年5月，伯纳德和时佩普的受审在法国引发了极大关注。“时佩普如何能让伯纳德相信自己是女人？他究竟是不是中国间谍？”成了当时最让法国人不解的问题。1988年，这个故事被搬上纽约百老汇，1993年，电影《蝴蝶君》在好莱坞上映。从那以后，法国媒体再报道此事时习惯将时佩普称为“蝴蝶君”。

7月1日、2日，TV5电视台、《回声报》等多家法国媒体报道了“蝴蝶君去世”的消息。然而案件中的疑问仍无法解开，人们实在无法理解，一个男人怎么可能在20年时间里连自己的性伴侣是男是女都分不出来，这也让伯纳德成了一个大笑柄。《巴黎竞赛画报》甚至试图从技术角度解释他无法发现真相的原因。伯纳德的性取向也受到媒体质疑。美国《纽约时报》2日称，伯纳德1982年将时佩普“母子”带回巴黎时曾和另一名男性公开同居。伯纳德的日记中披露，他在20岁前从没和女人上过床，极少的性经验都是和同性校友，他曾下决心要找一个女人真正爱一场，结果爱上了时佩普。伯纳德坚决否认自己是同性恋，他表示时佩普最初虽以男装出现，但却告诉他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的父亲想要一个儿子，逼他穿男装。

伯纳德为什么向中国透露情报？1987年出版的《巴黎竞赛画报》曾说，时佩普是以“没有情报难保母子平安”为由恳求伯纳德提供情报的。这些情报包括快件及法国大使写的“在中苏对抗背景下蒙古国外交政策”等材料。法国《十字架报》6月30日称，时佩普在庭审时坚决否认自己是中国间谍，声称“欺骗”伯纳德只是为了让自己有机会离开文革中的中国。伯纳德出狱后曾请作家瓦德尔写了一部名为《私通》的回忆录，书中他没提及究竟是谁主动要求提供情报，只表示“为爱付出绝不后悔”。法国TV5电视台播出的专题节目说，伯纳德自己就是一名间谍。

至于时佩普究竟靠什么让伯纳德相信自己有了孩子，2006年10月出版的法文版《时代》周刊曾做过多种假设，一种说法称，时佩普刻意用“梁祝”的故事向他暗示自己的女扮男装，并用一次假流产和两次假妊娠成功欺骗了对方。该文甚至提到了一个他们自己也认为荒诞不经的传闻——时佩普会某种中国奇术，能让自己从生理上模仿女性不被性伴侣察觉。

2日，《环球时报》驻法国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法国民众，他们都听说过“蝴蝶君”案。巴黎女教师艾琳娜说，这件事让她觉得“中国人说不定真有两下子”。法国地缘政治学者皮卡尔2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蝴蝶君”的故事能在法国引发如此大反响，主要原因在于当年中国的神秘。再加上间谍、爱情、男扮女装等极具故事情节的因素刺激，法国近年来最离奇的间谍故事便由此诞生。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颐武认为，时佩普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戏剧性人物，他的中国背景、性别秘密等无不勾起西方媒体的好奇心理，如今在他去世后，这一段真真假假20年的故事又被媒体翻了出来，不过是一种炒作。

中国专家:此案比007还007

在时佩普被特赦3年后，法国作家法利高在其1990年出版的《中国特工处》一书中绘声绘色地描绘了时佩普当年如何被说动加入中国间谍组织，他的“上级”又如何从新疆找来一个维吾尔族婴儿冒充他和伯纳德的儿子。不过，他的书常被读者当做是侦探小说。

与法国民众对此事的耳熟能详相比，中国民众对“蝴蝶君”的故事似乎陌生许多，《环球时报》记者2日采访的几名北京市民都表示从未听说过此事。27岁的摄影爱好者张先生说，如果这件事是真的，他不明白中国为什么要派一个男的冒充女人接近伯纳德。而一些看过电影《蝴蝶君》的中国网友则更愿意从东西方文化冲突和人性的角度对这个故事加以解读。

一名中国权威部门专家2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法国媒体描述的故事太荒唐了，这绝不可能是中国政府所为。该专家说，周总理当年在中国安全部门建立时就定下了一条根本政策，中国情报工作绝不使用美人计，更何况时佩普还是个男人。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情报专家认为，所谓“中国间谍时佩普案”真是“比007还007”，根本不符合国际情报与间谍行动的基本法则，别的不说，法国外交官的婚姻与感情生活受到法国本土警戒局和法国外交部反间谍部门的严密监视。既然伯纳德与时佩普相识于西方对“红色中国”最警惕的时代，时佩普的背景不可能不受到严格审查。最离谱的是，伯纳德换驻其他国家后，居然还能像“走自家后花园”般来中国与中国公民见面。

《纽约时报》2日称，在时佩普死讯传出后，伯纳德接受了媒体的采访，64岁的他如今栖身在法国一家养老院里。记者问他是否为时的死感到难过，他回答说:“他对我做过那么多事，从没怜悯过我，现在盘子已经洗净，我自由了”。不过，伯纳德在获悉真相后曾表示，“我很遗憾故事不是我相信的那个，当我相信它时，它是个非常美好的故事”。

我看过《蝴蝶君》那个电影，大学时候看的LD。感觉是非常典型的那种西方式猎奇电影，属于我极讨厌的那种，看着就那么假，没想到还居然真有其人其事。昨天看报纸的时候就想起几个月曾经看到过一篇回忆文章，提到了“时佩普”。可以和上面那篇互相补充，互相印证一下。

http://www.dongdongqiang.com/ltjc/1600.htm

后来赵荣琛第一次出国讲学，因他的关系不在中国戏校，戏校不能办理出国访美事宜，他找张梦庚，张表示“吃不准，须向上级请示”，赵又找到当时文联的专管外事的红人时佩璞（时原是青年京剧团的编剧兼秘书，赵是副团长，文革开始后，二人又都以“特务”罪名被揪专政，有交情）时对他说：“这事你还得找葛献挺”。时佩璞拿起电话正要往市团打电话时，看见我骑车到文化剧局内，摆手叫我到他的办公室。我问“什么事”，时说：“荣琛有好事，也是烦事，就看你葛代主任有多大能耐了”，“快说，别卖关子，艺术处叫我来谈事儿！”时说“荣琛去美国讲学，要戴一个学衔，你和项部长是哥们儿，不找你找谁。”我说“我先到艺术处去一趟，回头再说”。等我开完会回到时佩璞那里，门上留个条子：“我们在西单同春园等你，快来”。

吃完饭后，我骑车先到市委大楼门口等他们，他们坐10路车找我。先见了项子明，然后领我们三人去见市委秘书长、副市长陆禹同志，陆禹同志听完赵荣琛的汇报后，当场拍板，给赵鼎新同志打电话说：“赵荣琛去美国讲学，是讲戏曲表演，我看就以北京市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名义，办出国手续好不好？”赵鼎新说：“当然可以”。我一看事情成了，就赶快告辞，出门时项子明同志说：“献挺同志你就帮忙帮到底，荣琛同志办研究员名义，你也帮着催催。”第二天我领着赵荣琛找曾伯融办研究员证明信，曾伯融略感为难，说：“戏研所从未评定过职称，怎么办，我得请示一下人事处问问，”“我说你先打电话问问赵局长，问人事处更麻烦”，曾打电话请示赵鼎新，赵局长回答：“先办，后研究！”赵荣琛拿到研究员证件后，我们又到时佩璞处打个招呼，时约荣琛和我晚上到他的华屋豪宅去吃西餐。

时佩璞，这位当年的传奇人物，京剧院知道他的人，怕不多了。他是云南大学的学生，主攻法语兼及西班牙语，学生时代喜欢京剧，曾与关肃霜合作演出。后调北京青年京剧团任编剧兼团部秘书。剧目创作有《柳青娘》（赵荣琛主演），文革前夕，仅演几场就落幕。文革突起后，京剧二团（市团前身）人事干部写大字报说他“是公安局的特务，里通外国”。从此被揪出专政，同赵荣琛、王吟秋、梅葆玖、张君秋等关在一起，成为难友。69年前后，时突然被文化局的支指挥，耿政委从二团专政队接出，成为大红人，在东城新鲜胡同分配给他一座大宅门，有冰箱、电视设备，据说是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某的旧居，时佩璞通过军宣队找我，请我和张君秋、赵荣琛、虞启龙到他的豪宅吃便饭。吃饭时，张君秋问时：“富贵因何而来？”时笑答：“天上吊馅饼！”一顿饭未完。来了两批外国人拜访，我一看不行，赶快告辞，见我要走，张、赵也一起出门，只见门外停了四、五辆小卧车，这在三十多年前北京胡同内，是很咋眼的，听说客人多时，往往车水马龙，各国人士都有。分手时，时问：“今日之会，葛代主任有何见教？”我说：“有一言奉送。”“请讲”，“大夫无境外之交！”时沉吟片刻说：“我的使命恰与赠言相反”，然后双手抱拳说：“不恭了”。

不久，时佩璞就突然从文化局内消失了，问文联人事部门，说“出国访问去了。”

95年春，突然接到时佩璞电话，请我到京广大厦××层××房间去一趟，我到时，他刚送走崇文区的一批干部，他在为该区引资搭桥。告别时，送我一张名片，上写“巴黎市政府××专员顾问”头衔。我的大儿子到巴黎时，持该名片前往拜访，答称“无有此人”，打电话问也无此人。我向文联和时在北京的家（有人替他看家）打听，也说“不知道”。后来文化局前副局长金和增带团出国回京后，问我知不知道时佩璞的情况，我说不知道。她说:“她看外文报刊，曾有文章谈及时，说他男扮女装，又说，他作男女变性手术，负有特殊使命，被某国情报部门逮捕，驱逐出境”，还说：“西方以时为背景，排了电影，影片名《红衣女郎》”。我说“我不懂外文，也不会上网，信息不灵，都不知道”。后来我曾三次到巴黎，曾分别访问侨居巴黎的老中青三代中国人，问他们知不知道时佩璞这位中国人，他们都不知道，出访的路上，我也问过中国驻荷兰使馆的工作人员，打听这位在欧洲传说的“变形人物”，驻荷兰使馆的工作人员也说“不知道”。

我同时佩璞相识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北大上学时，在学生会文化部工作，学生吃不饱，浮肿的人很多。一天，大学办公室主任杨汝洁把我找去说：“你认识不少文艺界的人，到城里去请个剧团来学校演两场，活跃一下同学们文娱生活”。我到中山公园音乐堂，找到王吟秋同志，当时他任青年京剧团副团长，（我从朝鲜归国后曾在总政文化部工作，他在总政京剧团，很熟）他领我找到时佩璞（团部秘书），由时安排李元春、王吟秋和虞启龙等到北大演出《三打白骨精》、《平地风波》和《逍遥津》，开场戏是时佩璞和虞俊芳《奇双会》，时的演出很平常，但姜妙香先生亲自为他把场，却惊动了北大的教授，如翦白赞、侯仁之、周培源、冯定等先生，都到办公楼礼堂前往看望，杨汝洁是名票，马派老生，同姜先生一家很熟，一见姜太太冯金芙就说：“姜太太你也来了，太感谢了！”冯金芙笑着说：“他给他的学生时佩璞把场，我来是给他把场，这不，夜宵的鸡蛋饼都给他带来了。”

戏完了，每人一瓶汽水，两块留学生食堂做的桃酥，一根小香肠，权作夜宵充饥，不少人都自己从家中自备吃食，以备饥饿，这就是饥荒时代的写照。